Author 作者 采访撰稿|林承勳/想泡在水池里当只热带河马。公共卫生Omicron台湾科技媒体中心SMC大众媒体科学资讯科学新闻知识人工智慧多元资金科学传播阅听习惯不论是什麽领域,从国际公共卫生议题,如Omicron变种病毒突变出传染力更强的亚型:BA.2;或远方北极海有塑胶微粒聚集;还是和台湾本身有关的开放日本福岛地区食品进口政策,在许多科学议题发生时,都可以看到「台湾科技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SMC)快速地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出新闻稿。SMC执行长陈玺尹强调,在各样科学领域提供准确的最新消息,是SMC追求的目标。让SMC成为专家与大众媒体间的桥梁「SMC的定位不是科普媒体。」陈玺尹解释,科普媒体的角色在於将艰深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脉络完整、平易近人的文字或图表,并介绍给民众。只是,对科学有兴趣的群众毕竟属相对少数,多数民众最常接触的还是大众媒体。
然而,在国内大众媒体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当某个科学议题发生时,媒体通常会去访问民众、相关人士看法;但在专题节目中,即使本身研究主题与该起事件议题天差地远,却常能看见同一位来宾,讲解着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陈玺尹提醒,即使是同一门学科,例如生物,只要研究对象从病毒变成神经,就等於跨到全新的领域。若媒体想传递正确的内容,就一定要找该领域的专家才行。
其实不只是台湾,国外媒体在报导时也会大幅渲染。像是在2000年英国出现狂牛症时,记者就曾追着业者、名嘴、各级官员寻求「专业意见」,并放送各种未经科学实证的谣言。陈玺尹指出,有监於当时媒体纷乱的状况,在英国皇家科学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主任、牛津大学知名神经科学家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科学部长森宝利(David Sainsbury)的号召,与科学家、资深媒体编辑和记者们的响应下,英国成立了SMC,目标就是希望能建立起科学界与媒体中心顺畅的沟通管道,让民众能得到正确的科学资讯。
其实在澳洲、纽西兰等国家,也都有SMC的系统组织,而台湾SMC则是到2017年才在科技部计画的支持之下成立。原本设定的目标是连结科学家、大众、媒体,後来则选择专注在让科学家愿意接受采访,并让记者传递专家的意见给民众。
「一开始在媒体茶叙时,会有记者询问是否可以直接取得专家联络资料。我们的回答是『不行』。」陈玺尹提到,SMC会详细研究每位专家的专长领域,但媒体可能不会有时间能了解其中细节。更重要的是,有些专家不习惯直接面对媒体,因此透过SMC居中联系、把关,才能够逐渐建立信任关系,让专家能放心地现身解释谬误。以专家「即时回应」取代良莠不齐的编译新闻媒体业追求即时讯息,但每当国内外有新的科学发现时,阅读论文期刊的艰深内容、向专家提出关键问题,再将知识转变成大众能接受的文字,对於记者来说非常耗时、耗力。迫於时间压力,业界做法都是直接编译其他报社的新闻。
曾经编辑过科普书籍的陈玺尹无奈表示,科普书市场小,编辑需要同时编辑其他类书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媒体业,记者有医药线、环境线,却没有专门负责科学新闻的职位。当科学新闻长期不被重视,媒体自然也就忽略科学新闻的品质。
因此,取得专家对於某项议题的专业「即时回应」,是SMC的一大工作重点。不论是国外新发现或是本土议题,像是公投、全台大停电等,SMC会在事件发生当下就去寻找该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快速撰写简短精确的回应,厘清事件来龙去脉或是澄清议题核心以供记者参考。
「我们希望抢在科学议题发酵成政治议题前,先发出即时回应,可惜通常是来不及的。」陈玺尹指出,通常在议题白热化之後,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就不被媒体与大众所关注。像是藻礁、莱猪等公投案,阅听众的想法更容易被政治立场左右,即使记者访问了专家,也无法避免将自己主观的想法写入文章脉络中。用记者会与新闻稿,掌握知识的主动性「但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专业的意见与解说了。」陈玺尹强调,为了扭转被动的局势,SMC决定主动出击。在议题发生时尽快找到专家,并举办记者会、发布新闻稿,主动透过记者会给予记者需要的正确资讯。像变种病毒Omicron出现的时候,SMC就找到林口长庚纪念医院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举办两场记者会来解说她根据科学证据,而对Omicron的理解。
虽然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力更加惊人,但经由专家以病毒演化的逻辑来解释,说明病毒变种是为了存活,不希望宿主快速、大量地死亡,因此病毒会慢慢演化成高传染力、低致死率的种类,是较为合理的推论。目前主流的高传染力Omicron病毒株,其实也就只是新冠肺炎病毒诸多变种的其中之一而已,不应该妖魔化、夸大称Omicron为「魔王变种」。
陈玺尹也发现,媒体在记者会後能以较为中性的角度报导Omicron,并且在新闻中澄清「不该称Omicron为大魔王」。她认为,其实媒体不是故意要唯恐天下不乱,因为记者自己也担心会理解错误。只要有人能给予媒体正确的知识,他们就可以产出有品质、正确的新闻内容。
而SMC网站上另一种篇幅较长的文章形式:科学文章,其实是意外的产物。陈玺尹提到,一开始SMC在寻求约莫300多字的回应或评论时,有时候会找到一些相当热心的科学家,他们很用心地整理了事件前提、脉络、结论等,撰写出2、3000字左右的完整文章,这也就成了网站的另一类参考资源,後来更成为能完整叙述脉络的一种形式。产制科学新闻的难题:实话不好实说?经过几次SMC的记者会後,专家发现他们能主动,且在被好好理解的情况下提供科学知识,於是原本对於媒体充满不信任感的他们,也开始更常出面、协助厘清问题重点。然而,有些领域的学者,依然不太愿意现身说法。
根据陈玺尹的观察,这些领域学者可能因为与产业、政府机关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即使知道详情却碍於现实难以言明。另外一种,则是属於学术界陈年的结构问题,由於该领域存在着年资、权威等不对称关系,即使是个中好手也容易受限於资历而不方便发言,只能推荐由更资深的教授来解答。
不过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这类新兴学科就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彼此都是近期投入研究,对於任何研究结果与期待都能畅所欲言。「至於某些基础科学的专家,因为台湾很少人在研究,合适人选真的难找。」陈玺尹无奈地说。良好的新闻环境,有赖阅听众支持20年前英国SMC刚成立的时候,有皇家科学院的顶尖科学家、大报总编与各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其他国家的SMC就不一定有这麽好的发展条件。美国因为本身有诸多强健的报社体系,记者不需要用到SMC提供的科学新闻服务,因此美国SMC逐渐转型;日本SMC则是因为专家不愿发言,而在三年计画结束後组织即解散。
自2017年成立以来,台湾SMC的四年计画已经结束,目前是依赖科技部一年计画支持。陈玺尹指出,台湾SMC经过几年的累积,终於让专家学者愿意出来提供正确的科学知识,若是因为经费来源问题,导致改变媒体科学新闻品质的行动功亏一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需要找到资金来源。「我们期待以募款的方式,用多元资金来支持SMC的独立性,若是仅仰赖独资或是少数资金来源,单位就很难维持中立的角色。」陈玺尹强调。台湾SMC搭起科学家与媒体的桥梁,致力於矫正科学传播中的伪科学,彰显求准不求快的新闻价值。但想改变台湾媒体无法凭一单位之力,也需要广大阅听众改变阅听习惯,以及对SMC理念的实际支持,才有可能让理想实现。